辛亥革命九十五周年纪念

如题。

辛亥革命纪念馆

辛亥革命博物馆


内容来源：辛亥革命简介
 
　　1911年(清宣统三年)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。因该年以干支计为辛亥年，故名。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、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。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，挽救民族危亡，争取国家的独立、民主和富强。领导这次革命的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 同盟会及其领袖 孙中山 。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2000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，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。

　　革命的准备

　　1894年11月(光绪二十年十月)，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 。1895年2月，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，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国，建立合众政府，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。兴中会的成立，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始。
　　20世纪初，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首先出现排满字样，有的刊物明确主张颠覆清政府。1903年，东京留学界思想愈益活跃，宣传民族主义、民权学说的刊物相继出版。上海知识界也出现了新气象，公开倡言革命。组织革命团体，是资产阶级、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。1903年11月，黄兴建立华兴会。以后，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，江苏、四川、福建、江西、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团体。
　　1905年7月，孙中山、黄兴、 陈天华等70余人在东京集会，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，作为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。兴中会、华兴会、光复会以及其他小团体的成员陆续加入。8月中旬，孙中山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《中国应建设共和国》的演说。同月20日，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，孙中山被推为总理，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，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创立民国，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。11月，同盟会机关报《民报》出版，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、民权、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。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，康有为、梁启超流亡海外，仍以保皇相号召。《民报》创办后即同梁启超主编的《新民丛报》展开论战。辩论结果，革命派占据上风，改良派的政治影响大为衰落。
　　革命派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。起义虽然都失败了，使同盟会的精华遭到重大损失，但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，扩大了革命影响。与此同时，自发的群众斗争蓬勃发展，多达千余次。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，因切身利益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，参加并领导了收回路矿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 。
　　为了消弭革命，拉拢资产阶级，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。1905年7月，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。1906年9月宣布 预备立宪。1907年9、10月，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，允许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选举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等部分权力。上层资产阶级从中看到了希望，纷纷成立各种立宪团体，从事君主立宪活动，准备参预政权。但是满洲亲贵们对立宪并不热衷。1908年8月，清政府颁布《钦定宪法大纲》，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，同时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。不久，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，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，改元宣统。摄政王载沣采取集权措施，积极推行由皇族独揽国家大权的政策，满洲亲贵和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加深，1910年，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北京连续发起国会请愿运动，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。1911年5月(宣统三年四月)，清政府发布内阁官制，成立以庆亲王奕为总理的皇族内阁。立宪派分享政权的希望完全落空，少数人抛弃立宪的幻想，对革命活动开始表示同情。革命的形势愈益成熟。

　　革命的爆发　

　　1911年5月，清政府唯帝国主义之命是从，将从中国人民手中夺得的权利拱手献给帝国主义，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。与铁路国有直接相关的湖北、湖南、广东、四川等省人民强烈反对出卖路权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。四川保路运动尤为波澜壮阔。9月，保路风潮扩展为全省抗粮抗捐，群众暴动接连发生。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逮捕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，并枪杀请愿群众数十名，造成流血惨案。同盟会员龙鸣剑等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，转战各地，攻城夺地，猛烈冲击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。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。
　　在清政府全力应付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，湖北新军中文学社、共进会等革命团体乘机发动武昌起义，揭开了辛亥革命轰轰烈烈的一幕。9月下旬，革命党人感到形势紧迫，决定于10月6日(中秋节)发动起义，后由于形势瞬息变化，起义推迟。10月9日(八月十八日)，在预定起义的那一天，共进社负责人孙武在汉口装配炸弹时不慎爆炸，湖广总督下令闭城搜查，汉口和武昌的起义指挥机关遭到破坏，一些起义领导人被捕、被杀或避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新军各标营中革命士兵开始主动行动。10日晚7时，武昌城外塘角的辎重营和城内工程第八营几乎同时发动，各标营继起，经一夜苦战，11日晨革命军占领总督署，全城光复，首义成功。汉阳、汉口也先后为革命军占领。11日，起义士兵聚集到湖北咨议局，在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的参与下，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。革命党的领袖们未亲身参加起义，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士兵对自己掌握政权没有信心，清湖北新军协统 黎元洪在革命士兵的枪口逼迫下任湖北军政府都督。军政府发布文电，号召各省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而奋斗。11月，湖北军政府公布《中华民国鄂州约法》。它是全国第一个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原则拟定的地方宪法。
　　武昌起义的胜利，在全国得到了连锁反应，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。至11月底，全国宣告独立、脱离清政府的有14省。北方未独立各省，有的地方是清王朝统治较强，如直隶、山东、河南；有的远在边陲，革命党势力较弱，如新疆、奉天。这些省份也不平静，革命党仍然组织了一系列武装起义。武昌起义之后，立宪派纷纷表示赞成革命，这也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溃。广大人民群众在各省起义过程中表现了高昂的热情。新军士兵、会党群众、知识分子、工人、农民、城市贫民、海外华侨、爱国士绅、少数民族都作出了贡献。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沸腾局面。

　　革命的胜利与失败

　　革命的胜利发展使清政府极为震惊。10月27日，清廷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，授予指挥湖北军事的全权。11月1日，清军攻陷汉口。同日，摄政王载沣宣布解散皇族内阁，交出全部军政大权，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。黎元洪和黄兴、宋教仁等过高估计了袁世凯的力量和自身的困难，企图利用袁世凯和清朝贵族之间的矛盾，以大总统的位置动员他倒戈，把最终推翻清朝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。11月27日，汉阳为清军攻陷。12月1日，双方议订停战3日。此后又拟定双方派出代表讨论大局。停战是辛亥革命从武装斗争走向政治妥协的一个重要转折。
　　12月18日，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和革命军政府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开始和谈。11月下旬，各省代表议决承认武昌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，以鄂督执行中央政务。接着14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，筹备成立中央临时政府。12月2日，江浙联军攻克南京，代表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，各省代表随即自武汉齐集南京。25日，同盟会总理孙中山自海外归来。29日，17省代表会议以16票的绝对多数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。1912年元旦，孙中山到南京就职，发布《临时大总统宣言书》、《告全国同胞书》等文件，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诞生。1月2日，通电改用阳历。3日，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，确定临时政府组成人员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。28日，又成立南京临时参议院。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包括革命派、立宪派和旧官僚3种政治势力。独立各省的军政府多数为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操纵，南京临时政府和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，对它们事实上不能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。革命派自身的弱点也更多地暴露出来，孙中山的许多正确主张都遭到反对。
　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，袁世凯感到大总统的位置难以到手，立即撤销和议代表，造成谈判破裂的形势，迫使革命势力妥协。帝国主义列强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，并且制造外国干涉的空气。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，孙中山被迫退让。1月22日，孙中山声明只要清帝退位，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，即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。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，加紧逼迫清帝退位。2月12日，清朝皇帝终于接受中华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，正式退位。这样，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朝垮台了，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也随之结束。2月13日，袁世凯向临时政府正式声明赞成共和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。15日，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。袁世凯因实力在北方，拒绝南下就职。孙中山派蔡元培为专使北上迎接，袁世凯暗中指使亲信部队在北京、天津、保定制造兵变;帝国主义也乘机调兵入京，制造紧张空气，以支持袁世凯。南京临时政府再次退让。3月10日，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。次日，孙中山公布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。这个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，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。25日，唐绍仪到南京接收临时政府，组织新内阁。该内阁中内政、陆军、海军、财政、外交等部均由袁世凯的亲信或拥护者担任，同盟会只分配到教育、农林、工商等几个点缀性的席位。4月1日，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。5日，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和该院迁往北京。至此，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。辛亥革命失败了。
　　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。它在政治上、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。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。中国人民长期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，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，更加深入、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。

现在很多人都不会关注辛亥革命了
现在的社会是重视红军如何辛苦地打下这片江山，GCDers是如何的高风亮节，对腐败从不手软.......

我们回顾辛亥革命历史，忆起中山先生所说的“吾志所向”，无法不思绪万千。先烈们的“吾志所向”，是以鲜血推翻封建统治，打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。我们的“吾志所向”，当是谋求人民幸福、社会进步、祖国统一。

辛亥精神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力量源泉

武汉隆重举行纪念辛亥革命95周年大会(图)

辛亥革命虽然是孙中山先生的作品，但毕竟涉及到国民党，早前是不鼓励宣扬的。

貌似李泽厚认为倘若辛亥革命不爆发，中国的发展会更好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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咨询：李泽厚是何许人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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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知道是不是这个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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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泽厚，著名哲学家，湖南长沙人，生于１９３０年６月，１９５４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，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、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。
    李泽厚成名于五十年代，以重实践、尚“人化”的“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”的美学观卓然成家。八十年代，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，促引思想界在启蒙的路径上艰辛前行。九十年代，李泽厚客居美国，出版了《论语今读》、《世纪新梦》等著作，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建构给予沉甸甸的人文关怀。

附：（就2004年骤然掀起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思潮，《外滩画报》(以下简称“外滩”)记者近日专访了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(以下简称“李”)。

　　提倡“读经”是“蒙启”

　　《外滩》：去年，中国第一所海外“孔子学院”在韩国汉城挂牌。据中国国家汉办透露中国计划将在未来几年内在全世界建立100所“孔子学院”。有媒体将此事件解读为“汉语将改变世界大脑”，您怎么看？

　　李：实际的情况似乎是，外国人要与中国大做生意，急需汉语人才，如此而已。

　　《外滩》：去年的“传统文化复兴”系列事件，发生在中国加入WTO、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之时。您于去年秋天与学者陈明有一对话，把“思想界开始重视本土文化资源”解读为“由于中国近十年来之经济发展国力增强”。您是想说后者(中国近十数年来的发展)颇多得益于前者(本土文化资源)吗？

　　李：不是的。“本土文化资源”这个概念太宽泛，不清楚。确切地说，中国传统的“实用理性”在这里发挥了相当的作用。

　　八十年代人们喜欢将自己“万事不如人”全归结于“文化不行”，于是反传统。我曾经批评过、反对过，惹来不少咒骂。现在，经济发展、国力增强了，发现自己并非“事事不如人”，又开始吹嘘自己的传统文化如何了不起。对此我也反对，结果又会有人骂。

　　《外滩》：您似乎对蒋庆先生倡导少儿“读经”不甚以为然——“不反对”而已，能具体说明吗？

　　李：我不欣赏“少儿读经”之类的笼统做法、提法，它很难与当年袁世凯的“尊孔”彻底分清。蒋庆甚至公开谴责蔡元培先生当年取消读经。在我看来，如果“五四”那批人是“启蒙”，那么一些人现在就是“蒙启”：把启开过的蒙再“蒙”起来。

　　我说“不反对”，是因为蒋先生是民间的自发活动，人各有自由，他可以去尝试。

　　《外滩》：蒋庆先生认为，“李泽厚先生主张把公德和私德分开是不能成立的”，对此您怎么看？

　　李：公德私德之分并不是我提出的，梁启超早就提出了。我是主张培育宗教性道德的，但我不赞成笼统地提倡“读经”。

　　儒家经典中的许多道德是与当时的政治法律体制和生产、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。产生在已有严格等级的氏族社会中，发展在专制政治体制的传统社会里。所以“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；卑高以陈，贵贱位矣”，“天王圣明，臣罪当诛”等等便是这种道德的核心内容。“经”也有一大堆，四书，诗经以及周易、礼记可以选读一些，但尚书、春秋(这是蒋先生视为至宝的)也要人去读去背吗？仪礼、周官、尔雅呢？需要人人必读吗？我以为不要。

　　《外滩》：蒋庆先生认为，“五四”以来，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地戴上西方文化的有色眼镜，认为儒家文化压抑人的独立，其实并非如此。比如孟子讲的 “浩然之气”等。蒋先生有一句反问：“难道两千年来西方的知识分子是走过来的，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是爬过来的？”您怎么看他的这些评论？

　　李：关于“儒家人格”，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写的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似乎并不比上述评价低。

　　至于那句“反问”，我以为那只是缺乏论证并无学术意义的煽情语言。现在问题之一也还是一些知识分子喜欢耸人听闻，以煽情的激烈话语来鼓吹“民族精神”或“道德义愤”，我以为这是危险的。

　　余英时先生说，当年“五四”反传统的人物，都是饱读旧笈，深知传统的人，今天反传统的人物其实并不知传统为何物。我觉得今天某些提倡传统或传统道德的人也大体如此。从他们的言谈论著行为活动中看不出一点传统的影子。看不出一点孔老夫子那种“温良恭俭让”、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”的道德、精神或风貌。所以，剩下的便只是激情口号、妙论奇谈。

　　《外滩》：一些学者在此次论战中对少儿“读经”表示了同情。如秋风先生，他说：“从20世纪初一直延续至今，全盘反传统已经成为现代中国人本能的意识形态。当年有人呐喊不读中国书，因为中国书所教导的都是愚昧和无知。过了近百年后，这个声音依然清晰地回响在我们耳旁。”您怎么看他的这个判断？

　　李：我不大相信全盘反传统已成了现代中国人的本能意识。其实从“五四”时代起，并没有多少人真正“扔掉中国古书”(“文革”是例外)，只是少读了许多罢了。今天从小学到研究生，读的大半是数理化、电脑、科技，所以我是主张读点中国古书的。特别是诗经、论语等等，我费时费劲去写一大本《论语今读》就有这个原因在里面。

　　但是，我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倡“读经”，那样可能会从小就培育原来传统政治体系所需要的奴性道德。

　　我反对文化相对主义

　　《外滩》：“文化相对主义”是去年《甲申文化宣言》的核心观点之一，您怎么看待文化相对主义？

　　李：不敢苟同。

　　文化多元论、文化相对主义是西方后现代的时髦理论。我不赞同用“相对主义”来否认或忽视人类仍有共同的普遍性的价值和原则。我反对认为文明并无进步落后之分、原始文明与现代文明价值等同的文化相对主义。以最时髦的西方理论来捍卫最保守的传统事物，这倒可与蒋庆相呼应。

　　《外滩》：您认为从传统文化中可以开出现代的“尊重个人自由和权利，宽容、多元”的文化之花吗？

　　李：不经改造，无此可能。

　　《外滩》：如何改造？您依然相信并坚持您的“西体中用”吗？

　　李：当然坚持西体中用，如我提出的两种道德论。其实今天争论的关键并不在应否提倡传统、提倡道德，而在于如何阐释这些道德和应否以此来排斥、反对、贬低建立在现代生活基础之上的社会性道德(自由、平等、独立等等)，这两种道德有一致处，也有冲突处。我的“两种道德论”就是为探求这个问题而提出。

　　蒋庆先生则根本否认现代社会性道德，似乎硬要回到“君、父、夫”具有绝对权威、绝对统治，“臣、子、妻”必需绝对服从的传统道德。三纲六纪是传统道德的核心，张之洞、陈寅恪等很多人都讲过。“中国首重三纲而西人最明平等”是严复的名言，看来，梁启超、严复，更不必论胡适、鲁迅统统是“跟着西方走”，都应该是蒋先生所猛烈讨伐的对象。

　　《外滩》：《甲申文化宣言》认为，注重人格、注重伦理、注重利他、注重和谐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西方文化的“解毒剂”，对“物欲至上、恶性竞争、掠夺性开发”有一定的启示，您是否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功用？

　　李：我不认同。他们这种希望的实现，也许在22世纪，不在“当今”。而且，如何解读“中华文化”颇值探究。难道其他文化就没有那种品格(注重人格、注重伦理、注重利他、注重和谐)吗？

　　“五四”是启蒙，“文革”是“蒙启”

　　《外滩》：近年国内思想界反思“五四”，有人认为“五四”的“激烈反传统”为几十年后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埋下了伏笔。您认同这种观点吗？

　　李：完全不认同。

　　“五四”是启蒙，“文革”是“蒙启”，两者在精神上是背道而驰的。“五四”激烈反传统确是其他文明中少见或没有的现象，我以为这倒恰恰与没有强大宗教背景的中国传统有关，是实用理性的中国传统精神的展现。

　　《外滩》：先生在《中国思想史论》里是非常推重鲁迅的。近年大陆思想界“扬胡(适)抑鲁(迅)”思潮比较流行，您对此现象有何看法？

　　李：今天我仍然喜欢鲁迅。鲁迅是文学家，他给我以情感力量。

　　《外滩》：情感力量？您是说您现在主要是在“文学家”的意义上喜欢鲁迅吗？那么，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呢？

　　李：我曾说过，鲁迅只是大文学家，革命家、思想家两顶帽子可以取掉。这遭到某专家的批评。

　　我并不完全认同鲁迅的思想，例如他对京剧、对中医、对大众语、对汉字拉丁化的主张。对某些人(不是所有人)的尖锐嘲讽等等。他常常失之偏颇、片面，并非以理服人。但我接受和喜爱鲁迅对一切事物爱憎分明的情感态度，对旧事物特别是对披上新衣帽的旧事物非常警惕，毫不留情地揭穿、打击。鲁迅是文学家，不能以有理论体系和逻辑形态的思想家的标准来要求他。

　　我最近看国内的电视，宣传一个地方“绣龙”(号称“龙乡”的某地，数十人同时在一大幅布面上绣出龙的形象)，说开工那一天和完工那一天，都下了雨、雪，而那个地方那个季节是极少下雨下雪的，说得神兮兮，大有天人感应、龙的神灵出现的味道。而这正是在宣扬“传统”、“国粹”旗号下进行的，这种宣传并不止这一次。

　　我当时立即觉得还是鲁迅棒，现在仍然需要鲁迅。

　　“四星高照，何处人文”

　　《外滩》：最后，先生能否对中国目前的文化(思想)领域的整体现状再下个简短的判语——和您上世纪90年代那句著名的“思想家淡出，学问家凸显”一样？

　　李：我从不敢下“判语”，那句话也只是现象描述。

　　目前中国文化似乎是“四星高照，何处人文？”。“四星”者，影星、球星、歌星、还有“节目主持(人)星”也。

　　不是说“人文”没有了，而是到哪里去找人文？这是我愿意提出的一个问题。但我以为不必担忧，我说过，中国人多，现在大学生、硕士、博士也多，100个人文硕士、博士里有三、五个愿意做点思想学术，也就足够了。因为人文也不只是思想学术。

　　李泽厚，湖南长沙人。生于1930年，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，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，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，并在德国图宾根大学、美国密西根大学、威斯康辛大学等多所大学任客座教授。

　　他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、美学研究。主要著作有《批判哲学的批判》、《美的历程》、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、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》、《中国现代思想史论》、《论语新读》、《己卯五说》等。外滩记者老牛／报道）

　　

武昌